一直以來,中國創(chuàng)業(yè)公司搭班子的策略都極為簡單:
一種是價值觀、友情、親情的速配,同學、同事、師生或親屬組隊,互相之間信任成本很低,往往幾杯黃湯下肚,就以為風云際會,要在一起做大事。
另一種是功能性搭配,比如一個技術,再找一個運營,一個營銷,一個產(chǎn)品,幾個人取長補短,專業(yè)化分工,并肩打天下。
馬云所謂“今天很殘酷,明天更殘酷,后天很美好,但絕大多數(shù)人死在明天晚上”,不知刺激了多少人如打雞血般的盲動和狂熱。中國創(chuàng)業(yè)者有時表現(xiàn)得缺乏基本的道德觀和是非觀,大率為此。
在底層人力結(jié)構上,支撐這種狂熱的是孟嘗君式思維。
忝為戰(zhàn)國四公子之一的孟嘗君其實政治上并無建樹,但他是中國早的人才挖掘機,擅長用“千斤市骨”的策略延攬各色人物,不問出身,無分香臭,兼收并蓄,所以一時之間,雞鳴狗盜之徒咸聚門下。
世人說孟嘗君能“得士”,指的就是這批功名之士,孟嘗君后來入秦遇險,也全賴雞鳴狗盜之徒方得脫困,被后世傳為佳話。
這種人才觀直到北宋才由王安石提出質(zhì)疑:
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!豈足以言得士?不然,擅齊之強,得一士焉,宜可以南面而制秦,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?夫雞鳴狗盜出其門,此士之所以不至也。
孟嘗君式人才體制的優(yōu)點是高效,團隊按需定制,模塊化嵌入,即戰(zhàn)力強,每個人都目標明確,每個人都善價而沽,這也是很多互聯(lián)網(wǎng)公司的用人策略。
但副作用是只能同安樂,不宜共患難。
孟嘗君一度罷相,三千門客全做鳥獸散,好在他門下還有一位高人,就是彈劍而歌的馮驩,謀劃“狡兔三窟”之策,才得以挽狂瀾于既倒。
復職的孟嘗君對那些赧然回歸的門客頗有“唾其面而大辱之”的沖動,倒是馮驩溫言相勸,“富貴多士,貧賤寡友”,人性使然。
篤信孟嘗君式思維的互聯(lián)網(wǎng)公司,員工中易孳生兩種消極因素:
其一是看客心理。
任正非近講話,表示華為是沒有錢的,大家不奮斗就垮了,以30多歲年青力壯,不努力,光想躺著在床上數(shù)錢,可能嗎?
站在他的角度,這話原也沒錯,但如果你是華為員工,在拋家舍業(yè)、滿腔熱血為公司付出多年之后,被告知,公司不養(yǎng)閑人,你可以滾蛋了,又作何感想?
有些公司之所以敢這么做,是因為它們從來都是依賴體系而不是依賴人。
孟嘗君三千門客,就算沒有真材實學,至少也有一技之長,但他們?nèi)腴T時都按統(tǒng)一標準做了分類:下等的住傳舍,溫飽而已;中等住幸舍,有魚有肉;上等的住代舍,出入有車馬;其結(jié)果是,每個人就習慣了按待遇輸出對等的貢獻。
現(xiàn)今的互聯(lián)網(wǎng)公司也都有復雜的職級制度,發(fā)展到頂峰就是華為模式。有基本法和四大名著護體的華為,傾向用嚴密的管理流程來解決所有問題,建立了完善的知識庫和管理工具,就以為抹平了個體經(jīng)驗不同所帶來的能力差距。
結(jié)果是人被工具化了,被組織和流程固化在某個節(jié)點上,喪失了獨立視野和越位思考,企業(yè)也不要求他們擁有規(guī)定動作之外的能力,這種制度依賴消解了個人對體系可能的沖擊,但也消滅了人的創(chuàng)造力,始作俑者忘了二戰(zhàn)德軍名帥龍德施泰特的名言:“所謂流程就是陷阱,用來對付缺乏決心的軍人!”
在這套體制下,太平時節(jié)似乎人人都有價值,稍有風吹草動,就形同看客了。
曾經(jīng)那樣自信且豪情萬丈的華為員工在34+裁員的消息下,玻璃心照樣碎了一地,所有人都情緒化的分為了兩派:
相當一部分華為員工的看客心態(tài)轉(zhuǎn)化為受害者意識,在知乎話題下迅速站隊互懟;
另一部分人則堅定認為任何嚴苛措施都是管理者的天賦權力,“因為整個社會都這樣,保持自己的核心競爭力,才有飯吃,不然想安逸養(yǎng)老,哪個資本家愿意給你掏錢?!?
80年前,同樣內(nèi)涵的話希特勒是這么表述的,“世界是殘酷的,所以我們也有權成為殘酷的人”,如果這個邏輯成立,社會就是叢林法則了。
所以員工的無力感和看客化也是必然的。
我們無法去譴責誰,是冷酷無情的華為們,還是企圖吃閑飯的大齡員工?我們只是看到了一種曾經(jīng)有效的人才體制的潰裂。當年孟嘗君還能指望馮驩的終極救贖,但今天寄生于組織和流程之上的人們還有這種道德重整力量嗎?
其二是攻受心理。
中國公司里一般生存著三類人。
第一類是虐受。
當年袁世凱小站練兵,廣羅人才,文有徐世昌,武有龍虎狗(王士珍、段祺瑞、馮國璋),但得寵的是馬弁式軍人,如后來的直系領袖曹錕。
曹為人忠厚,在軍中任人役使,從無怨言,曹三傻子之名深入人心,竟至傳入袁世凱耳中,老袁以曹能忍人所不能忍,所以另眼相看,不斷越級超擢。
這類人是任何組織凝聚力的主要來源,但從來都是珍惜動物。
英國二戰(zhàn)電影《抗暴記》里,一位德軍上校向意大利人吹噓自己惟命是從的副官,“有一團這樣的人我能征服世界”,意大利人反問,“那你有沒有一團這樣的人?”
第二類是鄉(xiāng)愿(請自行百度之)。
就是那些領導自己叫了趟出租車,到食堂打了次飯,休假時爬了回雪山,就感動得要死要活,佩服得五體投地的人,自輕自賤到可悲可憫的程度。
這類人要么是腦殘,要么是野心家。
但今天公司里更多的是第三種人:躁進之士。
所謂躁進就是為了成功,不擇手段,不計后果,這個傾向自古有之。
南北朝時的王融,少有文才,年不滿三十就奢望公卿之位,后來做到中書郎,某次早朝遇上交通擁堵,就大哭:大丈夫出門沒有騎兵開道,還活什么勁兒?
我見過好幾家上市的創(chuàng)業(yè)公司,的變化不在組織機構,而是發(fā)生在樓下的停車場里,期權兌現(xiàn)后,旬日之間,通用、大眾就會被BBA全面洗牌,無一例外。
這一輩的中國人看多了贏在中國之類的創(chuàng)富故事,成功觀和財富觀都被嚴重扭曲,中國從不缺能人,但絕大多數(shù)都是才情有余,德不配位。
所以創(chuàng)業(yè)圈里、職場上才有那么多兄弟鬩墻,反目成仇的悲喜劇,因為體系向來只重能力搭配,沒有道德補丁,高速發(fā)展后,離心力過載,必然自爆。
晚清湘軍,提供了另一種內(nèi)聚力組合的方案。
湘軍人才輩出,但曾國藩為推崇的卻是“堅持之力,調(diào)和之功,綜核之才,進德之猛”都超過自己的另一位湘軍大佬,胡林翼。
胡之為人,會做官也會做事,他的人生哲學就一條:不慕榮華,但求暢行其志。這種非典型人物的存在,說明了湘軍的人力搭配有獨特運思。
胡林翼的成功,始于他與老上級官文的默契。
胡任湖北巡撫時,滿人官文為湖廣總督,歷來督撫同城,爭權奪利者多,和衷共濟者少,但胡的志向與眾不同,他功成不居,凡事歸美于官文,而官文也得到高人指點,胡既有命世之才,又無覬覦之意,何不坐享其成?
于是胡林翼的勇于任事與官文的因人成事就成了千古絕配,胡得以調(diào)動體系內(nèi)的全部力量為戰(zhàn)爭服務,湘軍屢敗于石達開,能敗而不隳者,全賴這位后方的蕭何。
此外,湘軍是書生典兵,價值觀方面始終有高度共識,根據(jù)太平天國史專家羅爾綱對182名湘軍將領的考證,有進士、舉人和生員功名的達到104人,占比達到58%,高級將領更是高達70%以上。
所以整個團隊始終節(jié)操在線。
相比之下,中國創(chuàng)業(yè)公司之所以內(nèi)斗頻仍,弄出那么多血淚史和控訴信,緣于三點:
首先是斗爭哲學深入人心。
與天斗,與人斗,其樂無窮,是很多人信奉的人生哲學,只要原則問題不妥協(xié),設定道德底線,內(nèi)斗甚至被認為是必要的,良性的和有意義的。
有斗爭自然有勝敗,但多數(shù)根本分不出什么是非曲直,只是向世人展示了撕的過程而已,正如某知乎答案里說的,把捍衛(wèi)觀點變成了捍衛(wèi)尊嚴。
事后再看,他們又爭了些什么?
其次是強人心態(tài)。
互聯(lián)網(wǎng)時代信奉的是草根逆襲,每個人都有高估自己的傾向,都覺得自己是大牛,創(chuàng)業(yè)咖啡館里聚集著無數(shù)自以為是喬布斯復生,馬云再世的人,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有手撕別人的能力,一旦對方拒絕匹配這種認知,就特別受刺激。
如柏楊所說,提刀就上的,是流氓,提筆就寫的,是文痞。
而且所謂大牛,多數(shù)時候也只是顯得很牛而已。
三國時,劉表就有一頭千斤大牛,食量十倍于普通耕牛,但負重致遠還不如瘦弱的小牛,曹操奪取荊州后,第一件事就是殺之饗士。
后,成功被絕對化了。
互聯(lián)網(wǎng)時代的成功被做了史上狹義的界定,是成千上萬種人生樂趣中簡單的那一種,但也容易被量化,很多人情愿付出一切去享受人上人的感覺,這就導致每個團隊里都壅塞著大量單向價值觀的人,系統(tǒng)內(nèi)耗嚴重而潤滑不足。
這是管理者和企業(yè)文化必須要背的鍋。
大多數(shù)中國公司一天到晚都使命感爆棚,鼓吹狼性精神,狼的特點是什么?野、殘、貪、暴,斗爭大于合作,破壞多于創(chuàng)造,這樣的管理既無人情味,也無幽默感,還不如古人。
五代十國時,北漢皇帝劉崇因國小力弱,曾跟手下打趣:“我算什么皇帝,你們又算什么將相?”劉崇好歹是一國之君,非要吹牛的話其實也有資本,但自黑起來就更可愛。
倘若大家都別活得那么燃,那么逗比自嗨,世界會有趣的多。
另一方面,現(xiàn)在的企業(yè)文化也不砥礪那種自尊自強的高風亮節(jié)了。
漢光武帝劉秀少年時與嚴子陵是好友,劉秀稱帝后,詔其入朝為官,而嚴拒不受命,結(jié)廬垂釣于富春江畔,劉秀紆尊造訪,亦不能屈,盤桓多日,才嘆息而去。
事后來看,劉秀的心態(tài)可能很簡單,當年負笈求學,風光的是你,如今我富有四海,當然要你來做觀眾,但發(fā)現(xiàn)嚴子陵并不配合表演后,劉秀沒有祭出“士不為王者所用可殺”的法寶,反而選擇尊重對方的意愿,這就是超人一等的智慧了。
這段千古佳話沒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,全因兩位主角能夠推己及人,做事留有余地,嚴子陵去做他的世外高人,劉秀成就了禮賢下士的美名,各得其所,換成今天喜歡互懟的CXO們,恐怕又要口水文滿天飛了。
今天職場的可怕就在于讓我們見識了各種紛爭、算計和背叛,教會了我們反顏相向,丑惡互詆,社會的叢林法則把我們變成了這樣的人,原來的青蔥少年成長為腹黑的功名之士,再欲尋“可托六尺之孤,可寄百里之命”者,安可復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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